AAAS新任主席黄诗厚：不看好高薪吸引人才

iavjssssmqee · 发表于 2010-3-20 14: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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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S新任主席黄诗厚：不看好高薪吸引人才

科学新闻杂志采访录

科学不以赚钱为目标，利益也不是驱动人们成为好科学家的根本

　　2010年2月22日，当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在美国圣迭戈闭幕时，华裔病毒学家、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黄诗厚（Alice Huang）女士开始出任AAAS新任主席。黄诗厚祖籍贵州，1939年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父亲是早期留美学生，她在年幼时随全家来到美国。

　　黄诗厚于1966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跟随大卫·巴尔的摩做博士后研究，并与长自己1岁的巴尔的摩于1968年结为夫妇。黄诗厚在水泡口腔炎病毒方面的研究帮助巴尔的摩发现了逆转录病毒，使他于197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巴尔的摩曾于2007年出任AAAS主席，而黄诗厚也于3年后担任该会执委，成为AAAS历史上第一对“夫妻主席”。

　　2010年2月20日，在AAAS年会期间，黄诗厚接受了《科学新闻》的专访。

　　提高科学影响力

　　一批很有钱的组织会刻意地贬低科学家的一些观点与成果，以绕过那些问题，如此他们也否认了科学存在之基本根基

　　科学新闻：AAAS网站上报道，你年初浏览大众新闻报道，查看2009年度和过去10年中最有影响人物的排名，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位科学家或工程师的名字，但是结果很让你失望。作为科促会的主席，你有怎样的计划来改善这种状况？

　　黄诗厚：今天早晨，Lubchenco教授（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局长）很好地总结了每位科学家都应承担“大使”的责任、对非科研工作者做好科学传播工作。我们不仅仅要与科学圈内的同行对话，也应该尽量让科学更有吸引力。我们不仅要自己喜欢科学，也应该能够用一种年轻人也能懂得的语言去阐释科学。另外一方面，让决策者们重视科学同样很重要，我们要让他们尊重科学、欣赏科学。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有一批很有钱的组织或人们觉得科学就是提出一些他们觉得压根不存在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所以他们会刻意地贬低科学家的一些观点与成果，以绕开那些问题，如此他们也否认了科学存在之基本根基。

　　与此相对，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有位清华学生做了个调查，其中问谁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时，很多人的回答是爱因斯坦。我很惊奇，因为在美国，没几个年轻人会觉得答案是爱因斯坦。

　　科学新闻：你计划让美国科促会采取怎样具体的行动以提升科学家们的影响？

　　黄诗厚：在科促会的董事会上，我们很严肃地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能有多少、以及怎样的影响力？过去科促会更倾向于关注政治决策，尤其是那些在议会提出的与科学有关的提案。这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但是面对大众，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通过在媒体上发表与科学相关的文章，我们确实能更广泛地影响大众。

　　我们将开拓社交媒体，使用类似于YouTube之类的网站。大众对于科学技术确实有一种渴求，看看YouTube就能知道。在YouTube上，有很多关于科技的视频资源，尤其是关于地震、勘探、火星等，这些视频的点击率很高。所以我们应该更好地使用这些平台，向公众介绍科学事实、好与坏，以让他们更多地认知科学。

　　性别之重

　　1950年代，哈佛医学院出现了第一名女性教员，但是她被告知就算成为教授，她仍无法领取到发给教授们的两张橄榄球赛门票

　　科学新闻：你曾经表示，将把支持女性和少数民族追求科学事业作为继续AAAS事业的两个优先领域，但是2008年年底《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年龄与学术级别的上升和女性科学家的数目成反比。多年来很多人都在呼吁改善这一状况，可是现实却强差人意，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黄诗厚：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科学界的性别组成失衡问题。从那以后，性别失衡的状况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虽然男女性科学家的待遇差异仍存在，但已在慢慢地缩小。现在这种工资差异在8%左右。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平等，为女性提供平等的教育、职位、经验，但是整体已有很大的改善。

　　这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刚开始时高校几乎没有任何与科学相关的女性教员。1950年代，哈佛医学院出现了第一名女性教员，但是她被告知就算成为教授，她仍无法领取到发给教授们的两张橄榄球赛门票。她也不能追求任何学术头衔，因为那时在教职工队伍中还没有女性成员。

　　现在女性在高校在科教方面的教职工队伍中几乎占了30%的比例，相比以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在某些特定领域，我们培养的女性科学家远远大于30%。我们培养50%以上的生物学家，最后能够作为专业教职人员被聘用的有20%至30%。现在的问题不是年轻的女性科学家们没有进入职场的途径，而是她们缺乏成为负责人的机会。

　　这个现象很有趣，和美国的亚裔科学家们的状况很像。在美国有很多亚裔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代，尤其是日裔科学家们。他们能够升到中级职位，但是他们没法成为负责人。导致这种状况的理由有很多，我们无法清楚地理解到底是为什么。事实上，美国人力资源部门的最新报告显示，非裔和西班牙裔的科学家们能获得的职位比亚裔科学家们高，他们更有可能成为业界领导，比如说院系主任、大学校长等。

　　所以我们要想的问题是亚裔科学家们获得的教育或许更好，为什么他们得到的职位反倒比非裔及西班牙裔的科学家们差？我们推测的原因之一，是很多人认为女性对于成为领导者、负责人没什么兴趣，她们不想承担责任。对于亚裔科学家们，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想：“亚洲人很安静，他们不想承担责任。”

　　可是谁不想往高处走呢？所以作为女性，我们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同样我们也可以承受挑战。

　　科学新闻：你觉得是否是因为亚洲人，尤其是亚洲女性对于家庭有更多的责任感，所以他们才比较少地担任科研负责人？以你为例，你的丈夫大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科学家，你是否觉得他的成功给你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可能会要求你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黄诗厚：这得从女性进入科学界的背景说起。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发现90%以上的女性微生物学家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而90%的男性微生物学家有婚姻、有孩子。所以就算女性放弃家庭、放弃小孩，她们得到的机会仍然很小，她们只能在很低的职位上挣扎。

　　所以并非家庭责任阻碍女性工作、晋升、投身自己的事业，事实上现在大部分成功的女性科学家们都是已婚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但确实需要一种生活平衡，能和大卫这样的人结婚确实给与了我很多，他确实需要很多支持，但不仅仅是我的支持，他有很好的同事。我们都能够从事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委派别人做很多事情，我们相信他们。他是我见过的最会分工的人。

　　比翼双飞

　　我女儿说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一直在讨论科学，所以她将来不会做科学家

　　科学新闻：那你是否觉得大卫占用你太多时间，以至于你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黄诗厚：没有，因为我支持他，他支持我，这是婚姻最基本的，我们相互支持。我们有请家政服务，我们有很好的助理，所以我们不依赖于彼此的服务，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彼此的智力帮助、精神支持。我们信任彼此，相互督促彼此做得更好。

　　我女儿说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一直在讨论科学，所以她将来不会做科学家。

　　科学新闻：大卫以前也作过美国科促会的主席，你觉得他做主席的经历能否给你一些反思与借鉴？

　　黄诗厚：从很多方面看大卫在科促会并不活跃，而我曾任职若干委员会，最终于90年代进入科促会董事会，从那时开始我认识到科促会的工作性质以及其重要性。

　　最初我和美国很多其他科学家一样认为美国科促会支持众多学科、促进科学研究，但其实科促会做的事情远多于此，涉及到科学政策、***保护、科学多样性、以及科学教育。其实是我鼓励大卫去竞选科促会主席一职的，因为我觉得像他那样的人应该把自己掌握的东西回报科学，用自己的声誉去提升科促会的发展。

　　他做科促会主席的时候，我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科促会主席所需要做的种种事情，也因此当我被邀请做科促会主席的时候，我很轻易地答应了。我们是唯一成为科促会主席的夫妇。

　　纵论亚洲科学

　　亚洲国家经常过于依赖外界专家。若过于依赖他们，把他们的建议过于当真的话，就不太合适了，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懂得每个国家的文化及其面临的问题

　　科学新闻：近年来你也在帮助中国的科技界改善政策、科研环境。中国有很多人抱怨科研基金分配不合理，科研评价过于依赖于SCI指数。关于科研评估，你觉得怎样才能不仅依赖于文章或是影响因子，以做到真正评估其贡献呢？

　　黄诗厚：要在任何没有类似经验的地方挖掘现代科研的兼容性、持续性很不容易。你知道中国在科学方面拥有很丰富的历史，但是多年来除了那些有关民族尊严的领域（中国在这些领域投入颇多），中国在现代科学上并无竞争力。现在亚洲很多国家开始意识到，研究生物、化学、基因、以及其他科学可以带来很多好处。阵痛是必然的。

　　事实上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让新加坡有所进展上。在新加坡，尤其是在大学里面，没有任何相关基础设施的时候，他们请我建议要开设哪些学院以及要利用哪些生物学设备。现在新加坡有好几所专业的生物、化学、基因研究机构。事实上，我在写一篇关于科学与亚洲国家之间关系的文章，或许会有点启发。

　　

iavjssssmqee · 发表于 2010-3-20 14:00:32

科学新闻：这篇文章什么时候能出版呢？

　　黄诗厚：我们还没有付梓，现在正请人评阅。我们直击所有亚洲国家共通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大科学、小科学之间的辩论；另外一个就是过于依赖外界专家。

　　若那些人真想帮助亚洲国家，为其科学发展提供建议、帮助的话，那没有关系；但若过于依赖他们，把他们的建议过于当真的话，就不太合适了，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懂得每个国家的文化及其面临的问题。此外，除非他们真的确定要居住在那个国家，他们并不具备本土人所有的爱国之情。而政府官员做决策时并不听从自己国民的建议，而是过于依赖所谓的外国专家们，尤其是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过于关注诺贝尔奖，每当有什么庆典或是仪式，他们都想尽可能多地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即便他们对于这个学院或是项目相关的科学一无所知。

　　科学新闻：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很矛盾，一方面如你所说，中国过度依赖于外国的科学家；另一方面，有些国外归来的知名华裔科学家所处的环境很特殊，他们很难与本地的权威竞争。

　　黄诗厚：这显然是存在的，当我们试图在新加坡，尤其是医学方面，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本地的博士们觉得他们的权益会被剥夺，所以他们没法一块工作。多年来，领导的职责在于让他们团结在一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自己真的需要彼此来共同建设国家，为年轻人的成长营造一个更好的氛围。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领导者专心致力于此，他们能知道人们真正在想什么。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一般都是一个教授带领一群年轻的学者做课题，这不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因为其实年轻的学者们最有创造力，尤其当他们有很好的创意的时候，却被迫为资历更老的教授们工作，这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对科研的激情。

　　同样，科研基金的调拨也应该与实力挂钩，而非取决于你认识谁、你的家人认识谁。所以透明性与获取科学支持的途径很重要，这些正在改善，不过仍需要时间。

　　成才之道

　　科学不是以赚钱为目标，利益也不是驱动人们成为好的科学家的根本。科学家们其实没有时间去花钱

　　科学新闻：去年，中国大陆启动了“千人计划”，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你觉得这样的人才计划怎么做才能真正吸引那些有才能、有潜力的人回国？

　　黄诗厚：和新加坡一样，你若有了基础设备、科研环境、科研机构、智力资本，人们会自然被吸引过来的。同样也需提升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改善很多方面，以吸引很多的人。对于以高薪吸引人才的策略，我一直不看好。尽管领导者、名誉教授、以及专家的职位、待遇确实可以更高些。但差别不能太大，因为这样会让本土的那些很努力、很认真地工作的人认为自己不那么值钱。

　　科学新闻：很多人都抱怨这样不公平。

　　黄诗厚：有时候情况会更糟糕。台湾曾做过一个实验，与其支付很高的工资，不如通过提供住房来吸引人才。这并不是直接给钱，而是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总是有些困难。所以你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而不是资助。

　　就算在美国，不同地方的工资待遇也有所不同，因为生活成本不一样。最近我关注美国中部的一些大学，我很惊奇于其教授的待遇，相比于波士顿或是加州的教授们低多了。所以只要个人有足够多的钱支付生活成本就够了，如果科学家们想要很多钱，他们就去做生意了。科学不是以赚钱为目标，利益也不是驱动人们成为好的科学家的根本。有了足够的吃穿住行就够了，科学家们其实没有时间去花钱。

　　科学新闻：你很强调科学家对于科研要有热情。但是最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抱怨说，现在很多中国科学家们并不爱科研。你觉得年轻的科学家怎样才能对科学有更高的兴趣？

　　黄诗厚：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教育方式，你们还在方格子里面练字吗？在我看来，这就象征着中国教学的刻板，人们必须适应这个框架，考虑周边的每个角落，营造很好的关系。这样的教育方式并不鼓励创新。

　　再看看考试，在印度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考试以从事IT行业，结果只有很少的人进入大学。最后，他们并不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学习解决问题的技能。

　　要让人们对自己的职业充满激情，他们必须有相关的工具。这必须在小时候完成。在他们（中国儿童）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给予他们想象、发挥好奇心、质疑教科书、质疑老师的自由。

　　中国能否这样培养一整代人？中国人很有创业精神，他们勇于尝试，在商业上很成功，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会利用从互联网上了解到的其他国家的商业技能，然后看看这些经验在中国是否可行。

　　培养年轻的科学家的时候也需要这样，让他们有那样的好奇心与动力。年轻的中国人需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需要被吸引到科研行业。同时，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科学和新知识这样的精神，我们只是需要将其演绎成尊重、挑战、开发那些我们尚且一无所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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