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科技部否认科研基金分配存在“潜规则”，学者直指官学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

南周11月9日文：
"类似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乱象，近十年来，屡被提及，但改革却始终驻足不前。正如饶毅和施一公在文章内所述：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据《新京报》报道，科技部发言人11月8日首次公开回应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对于文章提出的我国科研经费分配问题，科技部发言人表示：“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
科技部发言人还表示，文章的两位作者施一公、饶毅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学者揭露科研界“潜规则”：做好研究不如搞好关系 “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两个月前，北大海归教授饶毅和清华大学海归教授施一公联合在9月3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并引起广泛关注。
《科学时报》翻译了全文。饶毅和施一公在文章中表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文章描述了在中国如何才能拿到政府项目：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而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结果，申请指南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文章揭露了科研界的“潜规则”。
更为致命的是，尽管中国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经常嘲讽这种基金分配体制，但多数人又选择了接受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
饶毅和施一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饶毅目前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归国前是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讲席教授；施一公目前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归国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终身教授。
在今年1月6日的一篇题为《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呼应陈良尧和王鸿飞》的博客文章中，饶毅就谈到了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问题，并失望地表示，“经费分配这个问题，可以说近年丝毫没有解决”。
在博客中，饶毅回忆了在一次经费申请过程中他被刷下来的经历。经过这次申请过程，他发现：不是专业特长决定经费申请成功与否；不是年资高的刷年资低的；不是认识人就可以得到支持。
饶毅甚至还发现：海归科学家比国内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更按中国“标准”行事。“评审的和被评审事先联系、事后一道吃饭，这明显违规，不符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成了标准，而且奉行这样标准的多数是海归”。
饶毅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社论发表后，目前没有感到压力，而且好像获得了较多支持。有关领导也非常重视，并要求有关部门拿出具体措施解决问题。
然而，这不代表他的处境一切都很好。他说，国内极力排斥他们的机构不少：官员觉得不好操纵我们，学界权威觉得不好对付我们。“除了给我们闷棍，最常见的是冷处理”。

科技部：各环节符合国际通常方法 在刊登在科技部网站首页的回复中，科技部发言人解释说，我国基础研究科研项目经费在支持方向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资助科学家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另一类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的基础研究项目，例如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等。
该发言人表示，此类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
科技部发言人还表示，文章的两位作者施一公、饶毅，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也是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科技部发言人说，科技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各科研机构、学术机构、院校、企业、各学术领域科学家、科研人员等联系和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热忱欢迎所有关心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人们，就所关心的问题向科技部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提出建议。
“我们重申对任何违反科学道德、科研诚信、违规违纪的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有举必查，查实必究，绝不姑息。”科技部发言人表示。

官学勾结：科研基金分配里的“利益共同体”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有两大块：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二是科技部的“973”、“863”等项目。
由于基金委采用依靠专家、同行评议的方法来决定项目取舍，行政干预较少，操作相对规范，因此，对基金委的经费分配，多数科研人员意见并不大。但基金委的资金只占整个科研基金的小头。
引燃矛盾的是《2006年～2020年科技发展中长期计划》选出的大课题：这些课题每个将给予最高达100亿元的经费资助。但课题的提出，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
在科研基金立项方面，饶毅介绍，主要的模式，还是由上而下出项目选题，部委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很明显，能“搞定”官员和行政人员，便能得到一份对自己有利的立项以及申请指南。
而在项目的评审方面，问题则更大：只要把专家或评委的人，安排到项目中去，就会得到他们的投票，再等重大科学项目通过后，将具体的项目分给其嫡传弟子和好友。
科研人员们还反映：跑关系、拉人脉申请到项目后，除了例行的项目汇报制度，对项目本身，甚至对钱的监督，反而就很少了。
“经费申请回来，科研机构先拿走三分之一，申请者再拿走一半，这在前段时间几乎成为惯例。”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科研人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也是因此，评委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申请者，要求拿走一些经费，“因为他手下的教授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
“你敢不给么？不给的话，这可能就是你最后一次申请到科研经费了。”这位科研人员说。
施一公将这种状况称为“官学勾结”：有关部门的司局，既管项目、经费，又负责组织专家评审、验收；握有实权的司长、处长，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评审组的组长 人选，就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怎么执行；而一些“大款科学家”，被指定当组长后，控制的项目经费少则几千万、一两亿元，多则几个亿、几十亿。两者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相互支持，结成共存共荣、难以打破的利益共同体，害莫大焉！
类似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乱象，近十年来，屡被提及，但改革却始终驻足不前。正如饶毅和施一公在文章内所述：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者，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