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吹哨人：如何该吹就吹、吹得响亮？

from：普通疾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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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暴发之初，“吹哨人”一度成为热词，并被赋予了最先对大众提出预警的几名医生。从大众预期来看，履行传染病监测职责的疾控中心本应是疫情的“吹哨人”，但在本次疫情中却未能第一个发出预警而备受诟病。

1 s: i! a; E- t2 ]: u/ l" ~1 O, f目前，国家疾控局已然横空出世，改革在即，在新的框架下，疾控中心是否该是“吹哨人”，又能否履行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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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S) T0 F( A. d5 c% t' U一、为“吹哨”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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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卫生部关于印发《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职责》（卫疾控发[2008]68号），“管理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收集、报告、分析和评价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等公共卫生信息，为疾病预防控制决策提供依据，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信息服务”是疾控中心的七大职责之一。疾病作为健康的对立面，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理应包含对健康危害因素进行预警并采取控制措施，既是政府赋予疾控中心的主要职责，也符合大众一般常识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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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H) j9 D9 Z' z二、权责不对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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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H# D9 P  S% W4 T1 g1、没有搜查令的警察
疾控中心行使职责的主要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如果一种病没有明确为“传染病”，事件没有被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疾控中心在未得到相关行政部门委托和授权前实际上并没有介入的法律依据，更无法履行“控制”的职责。疾病被定义为“传染病”的权力在于临床医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权在卫生行政部门，在明确这两个条件之前疾控中心就是没有搜查令的警察，只能在对方自愿配合的基础上了解情况，无权调取原始资料开展调查。

5 _( X) b/ T% I% W3 Y$ |* a新冠疫情开始阶段，国家疾控中心无法直接介入疫情，只能向国家卫健委申请组织专家组，作为成员之一才能开展调查。2020年1月20日国家明确将新型冠状病毒作为按照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后，疾控中心才有了直接介入疫情管控的立足点，在此之后监测职责得以顺畅履行，其效率和准确性得到了疫情的检验和国际社会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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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了消音器的哨子
- P: J2 q$ c* A+ A- O8 _! p哨声响起后，一种应对方法是解决引起哨音的问题，但更加直接的方法是给哨子加个消音器。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管理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卫生、市场管理、环保等行政部门往往自成体系，自己做的工作自己评价，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于所暴露的健康问题往往首先隐瞒、遮掩，希望内紧外松，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产生延误战机风险。

疾控中心归当地卫健委领导，人事和财权依赖当地政府，接受当地政府考核，没有直接向公众发布疫情信息的权力，在发现类似新冠的健康危害因素后只能向相关部门提交调查分析报告，无权自己公布调查信息，也无权监督健康危害因素的处理情况。在发现可能对本地行政部门相关责任事故或可能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事件时，首先按下疾控“静音键”可能会是行政部门下意识的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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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n" Y2 ?' T' C: J, D0 t3、生锈的屠龙刀
  k3 O$ }! g4 ]1 f* ^我国疾控中心建立之初就发生了“非典”疫情，以应对“非典”这类重大传染病疫情为目标，投入大量资源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和先进实验室体系，不管是从硬件还是软件均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可以说是屠龙之刃。高规格设计的一个弊端是这套体系在日常工作中并没有找到充分的用武之地，从“非典”到“新冠”的17年间，这套体系的主要用于是处理流感、诺如等常见传染病疫情和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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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k4 ]3 z' c; j/ v' |' x在时光冲刷下，没有日常工作定位的屠龙刀只有慢慢生锈的下场，随着重大疫情记忆的淡去，疾控中心的地位也不断边缘化。2009年绩效改革后，疾控中心逐步剥离了盈利性收费项目，既没有足够话语权去争取经费和政策支持，也无法自身创收造血，精英人员大量流失，体系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不论是技术能力还是效率均开始全面落后于医疗机构以及第三方检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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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期待解决的问题

1、谁来为“健康”发言
) }# Z0 z9 z, A* U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后，人民健康成为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之一，但监督评价健康工作执行情况却没有指定明确的机构。疾控中心本来就包含对危害健康的因素进行监测的职能，无直接行政干预权力，有业务评价专业能力，如果赋予其在健康方面独立的调查和发言权，也许可以担当健康监督者的角色，在控制健康危害因素，助力健康中国策略执行的同时，为自己争取在大众和政府部门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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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O, ~/ A" f$ L$ H2、以日常之事，练非常之术
尽管疾控中心设置的主要目标是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但其中的专业人员、方法和数据未尝不能用于日常服务。利用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系统作为健康信息来源，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人才作为技术支撑，完全可以开展疫苗和药品安全评价、健康策略效果评估、环境保护效果评估等服务。利用政府部门中相对完备的实验室体系，也可以拓展业务范围，为大众检测疑难传染病，做亲子鉴定，为公安部门检测酒精浓度检测和鉴定毒物，为环保部门评价污染情况。在避免重复建设和设备的闲置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拓展了疾控职能，给疾控人员提供了锻炼提升机会，在真正面对新冠这类重大传染病疫情有百炼精兵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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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a2 h) }) r/ p% _. K' C3、寻找“正向激励”
“财神跟着瘟神走”是疾控体系内的一句老话。一直以来，预防工作就被困在“负向激励”的怪圈中：干得越好，越没有存在感，获得的经济和政策支持越少，地位不断下降，能力持续萎缩，直到出现大问题，在惨痛教训后再次获得重视，周而复始。要打破这个循环，既需要以科学评价预防效果的考核机制，也应该让疾控中心在提供疫苗、体检、消杀、健康危害评估等服务中获得合理的利益驱动，让主动承担责任，提供服务的疾控机构得到“正向激励”，从而实现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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