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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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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份听说黄院长去了。我的心里就暗了一下。
今年离京前见了他一面，他很谦虚的对我说“你看，我也没做什么。”
他赠予我一套《健康管理》杂志，告诉我带给协和的学生们看，他能为我们做的不多了。
我当时以为他是谦虚，不想这一别竟是永别。
我是搞慢病的，他是搞健康管理的，他认为中国人的健康重点在于自我管理，要提高国民的健康素养。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就是健康教育。
说起健康教育，只依靠疾控人员、社区医生去劝说，远远不够。
在我们国情下，必须动员起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才可以。
以控烟为例，我们加入烟草控制公约10年了，最终结论是控烟失败。
要控制吸烟，不生产烟就是最快捷的途径。可是为了发展经济，烟草总局就牺牲了国民健康。
我盯着慢病死亡报告的数字，肺癌一路飙升，心痛不已。
我们疾控人拼了命的拽，也拽不过烟草总局的一根小手指。
盖茨控烟项目来帮助我们了，可是卫生局竟然叫我们做“无烟医疗卫生机构”。
这些所谓的卫生行政部门是如何做领导的？一道“2011年底医疗卫生部门全面禁烟”的行政命令就足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我们本来最应该干预的应该是学生，其次是高危人群，应该放到学校和社区来做。
我明白，卫生部门是穷部门，叫我们以卫生部门做项目是想拿部分酬劳。
可是工作的初衷并不是自己赚钱，而是控制烟草带来的危害。
中国这种公卫系统的体制存在顽疾，如果体制不改变，单纯效法美国CDC的做法将是出力不讨好的事。
黄院长是从美国回来的官员，学习的是美国公卫的一套。
卫生部官员的管理思路不改变，我们公卫人的事业永远都难有大发展。
我痛心于黄院长在健康管理上费的苦心，这些付出收到了什么回报？
最近，卫生部先后出台了《健康生活方式核心信息》、《老年人跌倒扶起指南》。
这些材料是出台了，可是老百姓有几人能去看？看了会去做？
组织专家出书是容易的事，而让百姓仿照去做则难。
就说黄院长自己，他教育我们要劳逸结合，可是他自己经常连续工作到深夜。
面对KFC、可乐等小孩子喜欢吃的东西，有几个大人会知道其中的害处？即使知道了害处，有几人会阻止孩子过量吃喝？
我们领导的儿子，才15岁就已经是2型糖尿病了，1.80m的个子，180kg的体重。
我第一次见到，吓一跳，还以为是电视剧中的怪物。
我们就是搞糖尿病控制的，结果自己的孩子就是糖尿病，这不就是自己的悲剧么？
知识与行为脱节问题很严重。
若果说信息给予是第一步，坚持行动是最后一步，那么中间的路还很漫长。
我有时候很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结果被上面疾控和行政部门一干涉，就苦不堪言。
不仅是被上面压着，还被下面的人骂。
我们对下面开展技术培训，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下面的人，觉悟高的早早到了，觉悟低的不仅迟到，而且听课时候睡觉，自己不带纸笔做好记录还骂我们抠门。
那样子，就好像是我们欠他们的，我们求着他们来参加业务培训。
我心说，下面招人的时候，能不能选选责任心强一点的？
可是看起来有些地方对于疾控部门的看法还是“给领导养裙带的地方”。
今年疾控系统都进了年轻人，国家也重视预防专业人才的引进。
要说人是最宝贵的，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说未来是我们的。
而双重领导的体制问题不解决，疾病预防控制思路不从临床转移到预防，中国人的居民健康水平还是难上去。
说国人的期望寿命每年都在增加，可是看看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周围的慢性病人比例提高了多少？
去年，我们对一个社区做了基线调查，糖尿病患病率竟然达到了20%，就是说5个人里面有1个是糖尿病。
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
都说艾滋病可怕，叫我看来慢病的侵入才是无孔不入。
艾滋病是传染病，传播途径已知，而与行为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病则没有。要改变行为生活方式何其难也！
现在已经进入“生物-医学-社会”医学模式阶段，单依靠疾控部门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
黄院长去了，他的思想还在，我们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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